后出师表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后出师表”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
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伐,应该先南征。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而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县的叛乱,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现在谨将这些事陈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但还是要经历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现在,陛下比不上高祖皇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议论安守策略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大家疑虑满腹,胸中充斥着惧难;今年不去打仗,明年不去征讨,让孙策安然强大起来,终于并吞了江东,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能谋略,远远超过别人,他用兵像孙武、吴起那样,但是在南阳受到窘困,在乌巢遇上危险,在祁山遭到厄难,在黎阳被敌困逼,几乎惨败在北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得僭称国号于一时。何况臣下才能低下,而竟想不冒艰险来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四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密谋对付他;委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却败死了。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能耐,可还是有这些挫败,何况臣下才能低劣,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臣下进驻汉中,不过一周年而已,期间就丧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及部曲将官、屯兵将官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各处积集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五点。
如今百姓贫穷兵士疲乏,但战争不可能停息;战争不能停息,那末耽在那里等待敌人来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其劳力费用正是相等的。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却想拿益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最难于判断的,是战事。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地,这时候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了。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连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夏侯渊掉了脑袋;这是曹操估计错误。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但是,后来孙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遭到挫败,而曹丕就此称帝。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很难加以预料。臣下只有竭尽全力,到死方休罢了。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困难,那是臣下的智力所不能预见的。
注释
汉:指蜀汉。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
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
孰与:何如,表示抉择,倾向肯定后一种(偏指一方)
惟:助词。
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
并日:两天合作一天。
顾:这里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汉之境。
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
这两句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变,牵动关中局势:在魏、吴边境附近的夹石(今安徽省桐城县北),东吴大将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两事。
进趋:快速前进。
高帝:刘邦死后的谥号为“高皇帝”。并:平列。
渊深:指学识广博,计谋高深莫测。
被创:受创伤。这句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屡败于楚军,公元前二○三年,在广武(今河南省荥阳县)被项羽射伤胸部:在汉朝初建时,因镇压各地的叛乱而多次出征,公元前一九五年又曾被淮南王英布的士兵射中;公元前二○○年在白登山还遭到匈奴的围困。被,通假字,同“披”
良:张良,汉高祖的著名谋士,与萧何、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平:陈平,汉高祖的著名谋士。后位至丞相。
长计:长期相持的打算。
坐:安安稳稳。
未解:不能理解。胡三省认为“解”应读作“懈”,未解,即未敢懈怠之意。两说皆可通。
刘繇(yóu由):字正礼,东汉末年任扬州刺史,因受淮南大军阀袁术的逼迫,南渡长江,不久被孙策攻破,退保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后为豪强笮融攻杀。《三国志·吴书》有传。王朗:字景兴,东汉末年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太守,孙策势力进入江浙时,兵败投降,后为曹操所征召,仕于曹魏。
孙策:字伯符,孙权的长兄。父孙坚死后,借用袁术的兵力,兼并江南地区,为孙吴政权的建立打下基础,不久遇刺身死。
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地区。
殊绝:极度超出的意思。
孙:指孙武,春秋时人,曾为吴国将领,善用兵,著有兵法十三篇。吴:指吴起,战国时兵家、法家代表人物,先后仕于鲁、魏、楚,著有《吴子兵法》。
困于南阳:建安二年(197)曹操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汉时南阳郡的治所)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
险于乌巢: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因乏粮难支,在荀彧等人的劝说下,坚持不退,后焚烧掉袁绍在乌巢所屯的粮草,才得险胜。
危于祁连:这里的“祁连”,据胡三省说,可能是指邺(在今河北省磁县东南)附近的祁山,当时(204)曹操围邺,袁绍少子袁尚败守祁山(在邺南面),操再败之,并还围邺城,险被袁将审配的伏兵所射中。
逼(bì逼)于黎阳: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绍死,袁谭、袁尚固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曹操连战不克。
几败北山:事不详。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率军出斜谷,至阳平北山(今陕西沔县西),与刘备争夺汉中,备据险相拒,曹军心涣,遂撤还长安。
殆死潼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与马超、韩遂战于潼关,在黄河边与马超军遭遇,曹操避入舟中,马超骑兵沿河追射之。殆,几乎。
伪定:此言曹氏统一北中国,僭称国号。诸葛亮以蜀汉为正统,因斥曹魏为“伪”。
昌霸:又称昌豨。建安四年(199),刘备袭取徐州,东海昌霸叛曹,郡县多归附刘备。
四越巢湖:曹魏以合肥为军事重镇,巢湖在其南面。而孙吴在巢湖以南长江边上的须濡口设防,双方屡次在此一带作战。
李服:建安四年,车骑将军董承根据汉献帝密诏,联络将军吴子兰、王子服和刘备等谋诛曹操,事泄,董承、吴子兰、王服等被杀。据胡三省云:“李服,盖王服也。”
夏侯:指夏侯渊。曹操遣夏侯渊镇守汉中。刘备取得益州之后,于建安二十四年出兵汉中,蜀将黄忠于阳平关定军山(今陕西省沔县东南)击杀夏侯渊。
汉中:郡名,以汉水上流(沔水)流经而得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县东)。
期(jì寄)年:一周年。
赵云为蜀中名将,阳群等人事迹不详。曲长、屯将是部曲中的将领。
突将、无前:蜀军中的冲锋将士。賨(cóng丛)叟、青羌:蜀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散骑、武骑:都是骑兵的名号。
图:对付。
夫:发语词。平:同“评”,评断。
败军于楚: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备在当阳长坂被击溃事。当阳属古楚地,故云。
拊手:拍手。
已定:以定,已,同“以”。
本句指刘备遣诸葛亮去江东连和,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
本句指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势力进入刘璋占据的益州,后来攻下成都,取得巴蜀地区。
授首:交出脑袋。
关羽:字云长,蜀汉大将,刘备入川时,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他出击曹魏,攻克襄阳,擒于禁,斩庞德,威震中原。孙权趁机用吕蒙计谋偷袭荆州,擒杀关羽父子。
本句指刘备因孙权背盟,袭取荆州,杀害关羽,就亲自领兵伐吴,在秭zi归(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北)被吴将陆逊所败。蹉跌cuōdiē,失坠,喻失败。
曹丕:字子桓,曹操子。在公元220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建立魏国,是为魏文帝。
逆见:预见,预测。
鞠躬尽力:指为国事用尽全力。一作“鞠躬尽瘁”。
利钝:喻顺利或困难。
睹(dǔ赌):亦即“逆见”,预料。
“后出师表”鉴赏
鉴赏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标》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创作背景
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上《前出师表》率军北伐魏国,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诸葛亮获悉魏军曹休攻吴兵败、张颌东下,关中虚弱,于是上《后出师表》决心再次北伐,急率军数万,走古道,出散关,围攻陈仓。
诸葛亮简介
魏晋·诸葛亮的简介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宝鸡、汉中、南阳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赞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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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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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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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高帝求贤诏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尚德缓刑书
汉昭帝逝世,昌邑王刘贺被废黜,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路温舒呈上奏书,奏书说: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诫兄子严敦书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蹇叔哭师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 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尚得自举判官,无间于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愈再拜。